百年中国言论史的几个时代

 我所理解的言论史是什么？

 我为什么重视百年言论史？

 百年言论史的几个时代及其主要特征

漂浮的木板——重读百年言论史

 殉道者的血要比墨水珍贵

 新型的载体

 划落的流星：《苏报》、沈荩和秋瑾

 滋养过少年胡适的《时报》

 章太炎《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

 唐绍仪：“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

 帝制梦中问世的《青年》

  “五四”的波澜

  “萍水相逢”

  “且介亭”的“匕首”、“投枪”

  “用真姓名发表负责任的文字”

  “昏黑”年头的亮色

 史量才和蒋介石的对话

 朱惺公直面死亡

 《大公报》的新纪元

 徐铸成：“《文汇报》是用我的墨汁喂大的”

 《新民报》的“兼收并蓄”

 成舍我的“世界”

  “拒检”运动

  “我们的抗议”

 知识分子联名表达的传统

 《新华日报》的呐喊

  “百年绝响”

梁启超：从呼唤“新民”到“国民”

  “‘新民’的意义是要改造中国的民族”

 他的主要身份还是一个知识分子

 实践层面的“国民”意识

陈独秀：回归“德先生”

  “爱国心”与“自觉心”

  “德先生”和“赛先生”

  “监狱，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回归“德先生”

“文章报国”：百年回首《大公报》

  “矮人国”里的“巨无霸”

 前无古人的“四不”

 从张季鸾到王芸生

  “独立的人格”与“独立的发言权’’

  “星期论文”的创举

文人的底气——“三一八”枪响之后

 鲁迅正视淋漓的鲜血

 周作人没有沉默

 朱自清记住了韦杰三的微笑

 蒋梦麟、林语堂、梁启超、闻一多、徐志摩的哀愤

 刘半农和赵元任的词曲

 《现代评论》：“元首犯罪，也能与庶民百姓一样受制裁吗？”

 邵飘萍和《京报》

 无权者的权力

另一个周作人

 谴责“大残杀”

 反对专断和卑劣

 站在女师大学生一边

  “四一二”以后的“光荣”

  “最不喜欢谈政治”

遥望自由主义的背影：从胡适说起

 《新月》论政的高峰

 民主与独裁的论战

  “一条历史的公式”

 《民主与反民主的观念体系的冲突》

 没有产生自由主义运动

鲁迅：以笔回敬手枪

 不带钥匙出门

 左、中、右都有的民权保障同盟名单

 吸纸烟不用火柴

  “丁事的抗议，是不中用的”

书生论政——我看罗隆基

 光华四射的《新月》政论

  “罗隆斯基”和第三大党梦

王实味：追求人性

 人性论

 《野百合花》

 《政治家·艺术家》

  “软骨头”与“硬骨头”

 悲剧的意义

“深入生活的底里”——重读叶圣陶

 自称“平庸”

  “忍无可忍”

  “满腔的愤怒”

  “他们杀伤你们，我知道也会杀伤我”

  “第二号病患者”

  “他人受到迫害也就是我们受到迫害”

  “书生之见，也许很迂”

  “什么道理？”

  “多说没有用，只说几句”

郑振铎的“新社会”之梦

 《新社会》

 《公理日报》

  “唯有一腔正气耳”

 《民主》周刊“被生生地扼死了”

  “始终抱定匹夫有责的观念”

李敷仁：我的“儿子”被掐死了

  “公民专家”

 《老百姓》报

  “我的‘儿子’被掐死了!”

 幸免于难

储安平在时间中复活

 被删节的文字

 《观察》的高峰

  “储安平正在复活”

傅雷怒目金刚时

不悔的子冈

 穿着大红毛衣跑来跑去

  “蔬菜是娇嫩货，经不起折腾”

  “我要像小鸟一样起飞”

恽逸群的忠诚

 舆论界的“彗星”

 蒙冤三十年，他说自己“不为物移，不为己忧”

 忠诚的理想主义者

跳出历史的“周期率”——从百年中国言论史说起

 以暴易暴和成王败寇

 两个阳光人物

 新闻纸的出现

  “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

 夹缝中的空问

  “开天窗”

  “署真名、负责任”

  “成熟的记者应该是第一等的政治家”

  “我愿抱独身主义”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