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人在向外地的客人介绍自己的城市时，一般都会很自豪地说:“我们昆明是中国公布的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与北京、南京、西安、洛阳这样的世界级古都并列的历史文化名城……”但当客人追问，北京、南京是六朝古都，西安、洛阳更是十三朝古都，昆明凭什么历史文化资本得以登上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榜单的呢？我们往往就答不上来了。

历史是人类对自身成长过程的记忆，是回答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为什么是现在这样”此类终极追问的方式之一。历史从环境开始，昆明的历史文化与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密不可分。

世界上所有的远古文明都与大江大河相伴而生，以相应的冲积平原为依托，被称之为大河文明。时至今日，世界上的大城市和城市群、城市带绝大多数仍是与大河流域相伴。

古滇国青铜器

与大河文明孕育的城市不同，昆明属于高原湖泊小流域文明。昆明所处的滇中高原不属大河流域，但却气候宜人，雨量充沛，湖泊成群，滇池、抚仙湖、星云湖、阳宗海等高原湖泊鳞次栉比，河网纵横，湖滨土地肥沃，蓄水和灌溉、排涝条件良好，是最宜农耕特别是水稻种植的地区。大约30万年前在宜良九乡一带就有古人类活动，而至迟在3万年前就有现代智人在滇池周边生活。很早就形成了一种小流域上的高原湖泊文明——“古滇文明”。

古滇文明发育早，考古发现证明，滇池地区较早进入农耕文明，大量的新石器和青铜器时代的器物、工具，显示着这里的先民自古就以稻谷为食，是人类稻作文明的起源地之一。然而，由于高原湖泊小流域小盆地的限制，盆地内宜耕地少，人口的承载能力有限，加之高原交通不便，守望相助不易，缺乏发展为大文明的条件，所以到汉武帝时，中原大一统的集权王朝已经十分成熟，这里却仍是众多部落散居的状况。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至公元二世纪时，滇池地区除了楚将庄蹻的后裔“滇”国以及 “靡莫、劳浸”等少数几个部族有部落联盟的首领“君长”外，其他数百上千的部落还处在分散的前等级社会状态。

公元二世纪，汉武帝开滇，把滇池地区设为益州郡，独特而辉煌的古滇文明似乎在很短的一段时期内湮灭了，古滇人哪儿去了？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谜。国内外一些学者根据世界人类迁徙的规律，推测汉武帝设益州郡后，高昂的驻军和行政的成本只能就地向滇人征收解决，滇人不堪其负，经多次反抗失败后就沿滇池和周边湖泊的下游河谷迁移，东南向长江中下游直到日本列岛，西南向中南半岛至泰国，西到印度东部，少量进入南太平洋诸岛，古滇文明弥散在漫漫迁徙途中。古滇国消失了，中原政权对益州地区的控制却加强了，滇池地区也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交往通道上的重要枢纽，古滇文明的基因也融入了大汉文化之中。

两汉是汉民族自我文化认同的形成时期，黄老之道与独尊儒术成为汉民族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但却没能进入云南地区。

三国时期，蜀汉建国后，益州大姓和各少数族群不服管制，孟获等蛮族首领开始反叛，诸葛亮以攻心为上的策略征服了孟获，在昆明附近的嵩明筑“盟蛮台”与孟获相誓相盟。诸葛以任用当地夷帅大姓为官的地方自治方略，实现了对南中的持久统治。

随后的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中央政府基本沿用了这一政策，为云南广大地区的地方势力自治留下了很大空间。地方势力通过长期相互兼并，逐步形成大的区域性自治政权，并沿着羁縻制度的轨迹获得中央政府的授权，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爨氏集团在持续的部族间斗争中不断壮大，逐步取得了东晋政权的认可，以合法的身份获得了云南的统治权。

爨宝子碑拓片

爨氏本是滇东北一带蛮族先民的部族首领，晋代即封爨氏为宁州刺史，并在曲靖设治，滇池地区则因归属宁州而受其辖制。爨的氏族式地方自治维持了400多年，这期间正是中原地区战乱频仍、王朝轮番更替、人民流离失所的黑暗时期，而爨氏统治下的云南却有幸避开了乱世，安享了长期的太平，出现了“户口殷众，金宝富饶，多骏马、犀象、明珠”的繁荣景象。

爨氏虽统治云南400多年，但在昆明地区留下的痕迹却很少，传说中的西爨王陵也一直未见踪迹。

公元585年，隋文帝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王朝，隋朝的国力日益强大。由于云南处于特殊的地缘政治区域，历史上，中原王朝崛起后，都会自觉地在国家利益的驱使下向西南拓展。

隋开皇十七年，隋军入滇，击破了割据统治云南数百年的爨氏政权，在滇池地区设立了昆州，重建了中央政权对滇池地区的统治。公元617年唐朝建立，任命爨宏达为昆州刺史，以今晋宁为中心统辖滇池地区，是为西爨。隋、唐两代都曾试图在滇池西北建立昆州城以实现对滇池地区的直接治理，但由于在边远地区筑城的成本太高，很快就放弃了，没留下什么遗址。

南诏的阁罗凤经过天宝战争摆脱了唐朝的统治，公元765年正式进入滇池地区。雄才大略的阁罗凤认定昆明是其继续向东拓展的前进基地，派其长子凤伽异在滇池北岸筑城，并命名为“拓东城”，由此开启了昆明城市在滇池北岸建设和发展的先河。

南诏和大理时期是昆明城市建设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昆明历史文化特征形成的重要时期。历代南诏王和大理王都把昆明（拓东、阐鄯）城作为军事上向东扩张的基地，政治上把拓东城作为统辖滇中和以东广大地区的行政中心，从而奠定了拓东城后来作为云南全省行政中心城市的基础。大理国继承了南诏对昆明的“东都”定位，强化了昆明城市的基础设施和文化设施建设。

大理国时期金器

城市的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特别是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引入，使昆明的佛教建筑艺术达到高峰。河湖交错、山水相映、花团锦簇、稻陌万顷的自然景色和四季如春的宜人气候，为城市平添了如诗如画的秀丽风貌。经济上文化上的繁荣，加强了昆明城市的聚集和辐射能力，以致元灭大理后赛典赤能迅速地把昆明作为省会，成为统辖全滇、外连川黔、辐射缅越的区域性行政中心和文化中心。

明代沐英主滇后，经过30多年持续的移民驻屯，形成了以昆明为中心、以汉人移民为主导的滇中城市群，而昆明这个由地方少数民族开创和发展的城市，演变为由汉族和汉文化主导的城市。

明王朝吸取宋朝大量城池低矮、扛不住蒙古铁骑冲击的教训，在全国各府、州、县都筑了高大的砖墙。永久性高墙的修筑有效地保障了城市化的成果，昆明也在这个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明代凤冠（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首先是按风水理论规划了一个最佳的风水布局，按这个规划，修筑了砖城和与之相配的城门城楼，开辟了街道市井、署衙书院、寺观禅院、官邸民居、商铺作坊等，疏通了与周边地区的水陆交通和内港码头，城市的行政、文化、商业、物流中心功能进一步格局化、宜居化。

其次是通过移民，将内地的各种技术人才和商业人才引入昆明，促进了城市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提高了城市化水平。

明代通过强化昆明区域性行政中心的功能，建立了昆明对周边地区的统辖和经济、文化的辐射能力，为昆明城市的扩张提供了制度保障。

清初，吴三桂进驻昆明后基本保留了明代的城市格局。吴三桂想效明代沐氏永镇滇黔的先例，在昆明大肆修建宫室园林，疏浚河道交通，吴三桂所部的十多万驻军在昆明及其周边形成了巨大的移民消费群，拉动着城市的商业贸易与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康熙平藩后，设云贵总督府于昆明，主掌滇黔政务和滇缅、滇越事务，昆明成为大清帝国辐射东南亚和中南半岛的中心，昆明的城市功能、结构、布局进一步优化，城市建设与文化发展也由此得到强化。

滇越铁路明信片

清末，随着滇越铁路的开通，昆明城市发展进入工业化和近代化阶段。从辛亥革命到抗战胜利，昆明在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前行。城市人口增加、产业结构升级、火车、轮船、电站、公路等现代基础设施出现，学校、工厂、医院、邮政、公交、银行、保险、运输、旅游、酒店等现代城市服务体系发育壮大。电灯、电影、电话、广播、自来水纷至沓来，民风民智大开，教育救国，实业兴邦，一时多少英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昆明东连内地、西接印缅、沟通两洋的地缘战略价值更为突现，昆明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的战略补给基地。滇军出征，机关、院校、工厂、科研、后勤机构内迁，昆明成为战时中国最重要的对外通道和工业基地、文化中心，昆明人民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

昆明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抗战期间打下的基础，昆明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更加迅速，昆明的工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和烟草、轻纺工业一度在西南各省会城市中遥遥领先。

工业体系完备，钢铁、有色冶金、装备制造等重化工业稳步发展，轻纺工业的市场更是辐射至滇、川、黔、桂、越、缅、老广大区域。城市建成区面积迅速扩大，城市功能优化。“文革”期间，昆明的城市化受到干扰，产业结构失调，重化工业比重过大，城市基础设施破败。

改革开放后，昆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加速，工业结构优化，城市经济实力快速提升，煤气、电话、电视等现代化基础设施迅速普及。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发展，国人面向西南、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意识逐渐明晰，昆明特殊的地缘优势再次显现出来。

以1992年实行沿海开放政策为标志，昆明由对外开放的末端，逐步向辐射东南亚南亚的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的方向前行，昆明城市的聚集效应和辐射能力迅速增强，形成了以昆明为中心的滇中城市群和连接全省沿边开放城市带，进而辐射东南亚南亚各主要城市的区域性国际城市网络，昆明也再现出面向东南亚南亚全开放的城市文化特征。

一座城市的历史就是她成长的记忆，就是这座城市历史文化的特质和市民文化心理认同。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昆明城市的历史，源自遥远的古滇文明，经过数千年云南少数民族先民的开创建设，城市内涵得到极大丰富。曾经，它是南诏、大理国的东京和上都，当下，它正成为一座多元民族文化汇聚的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

昆明夜景

内容编辑//益珲 李爽

文字校对//李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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